因过追诉时效期,山东入室抢婴案买主夫妇不起诉合理吗?

追诉时效的制度设计：法律对“秩序维护”与“证据保留”的平衡

　　追诉时效是刑法规定的一项重要制度，其核心逻辑在于：随着时间推移，犯罪证据可能灭失、社会关系已修复，法律对“陈年旧案”的追诉必要性逐渐降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七条，犯罪的追诉期限按法定最高刑划分：

　　法定最高刑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追诉期为五年;

　　法定最高刑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追诉期为十年;

　　法定最高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追诉期为十五年;

　　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追诉期为二十年。若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山东入室抢婴案中，买主夫妇的行为可能涉及“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若买主夫妇未对被拐儿童实施虐待、阻碍解救等加重情节，其法定最高刑为三年有期徒刑，对应追诉期为五年。若案件发生时间超过五年，且未出现“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刑法》第八十八条规定的追诉期延长情形)，则法律上确实可能因超过追诉时效而不再追诉。

追诉时效与拐卖犯罪的冲突：法律刚性与人情伦理的碰撞

　　尽管追诉时效制度具有法理正当性，但其在拐卖犯罪中的适用常引发“情理法”的激烈冲突：

　　1. 法律对“收买行为”的轻刑化争议：当前《刑法》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远低于“拐卖妇女、儿童罪”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起罚标准。这种“重拐卖、轻收买”的立法模式，导致收买行为的追诉期普遍较短(五年)，客观上增加了“因时效过期免于追诉”的可能性。公众对本案买主夫妇“不起诉”的愤怒，本质是对“收买行为处罚过轻”的立法质疑。

　　2. 追诉时效与“终身追责”的伦理冲突：拐卖犯罪侵害的是人的基本权利与家庭完整，其危害后果具有长期性甚至终身性。被拐儿童及其亲生父母可能因案件超过追诉时效而永远无法通过法律途径追究买主责任，这种“法律上的免责”与“情感上的无法释怀”形成强烈反差。例如，本案中，即使买主夫妇未被追诉，其收买行为对被拐儿童原生家庭的伤害仍将持续存在，法律的技术性处理难以回应受害者的情感需求。

总结一下：法律的温度与限度——在规则与伦理间寻找平衡点

　　山东入室抢婴案买主夫妇因追诉时效过期不起诉的决定，从现行法律框架看具有合理性，但其背后暴露的立法缺陷与社会痛点不容忽视。追诉时效制度的设计初衷是平衡法律秩序与证据保留，但在拐卖犯罪领域，这一制度可能因“轻刑化”与“短期追诉期”的叠加，削弱对受害者的保护力度。未来，法律需在“打击犯罪的刚性”与“人权保障的柔性”间寻找更优解——或许通过修正追诉时效规则、提高收买行为法定刑，或强化对被拐儿童的事后救助与心理补偿，方能让法律既有威严，亦存温度。